文化本为聚集，为身在、心在、思想与行为互动的交汇，但手机却带来人们相聚时的无语和隔膜
文/沈望舒
有人称在各类场合沉迷于摆弄手机等电子产品者为“低头族”。他们对周边冷漠，不屑交流，无视礼仪：英国2012年发现——随智能手机普及率上升，“粗鲁的英国人”越来越多，他们用自身孤独酿造日益广泛的感情离散。广州海珠区法院统计：“90后”离婚理由中，“爱玩手机”赫然位列第二。不当使用手机为现代生活增添了危机重重的复杂状况。
国际权威的思纬市场研究公司对11国、8000余位的访众调查：超过1/4人认为手机比钱包更重要，1/3人表示“离开手机无法生活”，2/3受访者睡觉时不关手机，3/4人会随身携带手机。按国际电信联盟全球手机用户60亿（中国10亿）总量，那么至少有20亿人每天过着与手机“捆绑着”的日子。另据著名调研机构普索调查，手机已成人类“美妙性爱”的可怕杀手：日本有47%的受访者宁愿放弃性爱也不能没有手机，随后是中国香港的42%，韩国的38%，印尼的33%，印度的31%；至于中国内地的23%，虽相比美国人的近1/3还算低，但远高于阿根廷的9%和巴西的8%。
作家刘震云创作的电影《手机》道出：“手机好像有生命，它对使用手机的人产生一种控制”，以上数据只是冷峻地加以印证。
年初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上，联想集团杨元庆套用网络语言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莫过于当我们坐在一起时，你玩平板电脑，我玩智能手机”，几乎没人对此再有会心一笑的轻松。文化本为聚集，为身在、心在、思想与行为互动的交汇，但手机却带来人们相聚时的无语和隔膜。特殊“第三者”的如影随形，成了社交中普遍的痛。
报载重阳节大连张老爷子因儿孙们闷头玩手机的冷落，摔盘大怒愤而离席；国庆节姜女士结伴出游因大家总在关注手机、全无欣赏美景的心情而沮丧；春节期间面对父母的问话和精心准备的饭菜长久离家的学子拿着手机三心二意地敷衍，令长辈心寒。不仅朋友相会、家庭派对、夫妻独处有手机捣乱，办公场所手机也不寂寞——笔者亲见一省旅游工作大会，书记、省长在主席台上布置任务，竟有地市级官员玩手机不倦。集文化内容与科技成果于一身的手机，呈现出把各色资讯碎片化娱乐化的魔力，也使千百年来在中国社会视为伦理支柱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经受考验。
所幸有人提出不再继续于虚拟中寻找慰藉，而是创造机会从融入自然和头脑大餐中享受生活，调整处世心态与成长生态，从而回归自我，做有情有义有担当可信赖的正常人。
一系列小小的努力颇具正能量：如将手机请出卧室、增加与爱人独处空间的建议；将手机静音并离身，增加与朋友亲人聚会私密时间的建议等。又如花样翻新的“反手机运动”：“吃饭不玩手机可打折”优惠——某国一餐厅对愿意将手机交店家保管者，实行餐费5%的折扣，促进人们静心交流，享受食物；标价19.99美元“手机监狱”的保管铁栅——可存放6部手机的双层“监舍”，拘禁时间可定15～60分钟等四档，刑期中只有一次“假释”接电话机会，多则刺耳警报骤响，目的为抑制使用手机欲望，创造良好聚会环境；“开饭请交手机”游戏——由海外传入中国的行为规则，聚会、饭局、活动前没收参与者手机，忍不住拿回手机者结账……
城市化大潮和改革开放进程，让社会心态、业态、生态的转型迅猛而持久。大城市生活更有“事事要竞争、时时抢机会、随时会落败”的不确定性压力，微弱个体身陷种种无力、无助、无奈感之中。人过去对绝望的排解或麻醉靠酒或毒品，靠纸醉金迷的自我放纵与堕落，今天则在历史“成瘾症”集大成基础上增加“电子毒瘾”，其以高科技瞄准人性弱点，侵蚀社会精神、信仰、意志、伦理、习惯等文化肌体的健康，值得国民防微杜渐引起足够重视。
被手机“绑架”的悲哀上演着一种主体被所创造客体掌控的荒诞。面对事态，社会不应放任无为，要主动积极地科学应对。首先应启发主体觉醒，就像专家所呼吁的，大力进行“拒绝变成‘手机人’”的倡导，树立自己是手机的主人的信念。再者应加强公共服务，政府和社会文化组织要承担起宏观教育与科学规则的设计实施责任，扭转先进文化层面关于电子产品使用上无标准、无引导、无正义的局面，形成符合心理行为科学规律的、有文化导向魅力的综合环境，对现代社会病中数十种“成瘾症”严重者提供针对性干预，为个人、家庭、社会的主题教育进行专家服务。
帮助“低头族”摆脱对手机的病态依赖，重新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心有阳光、拥抱亲情，使自己和生活更美好，或应纳入文化强国战略实施细则。□